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王剑英
“2021年，北京市共有21名福利机构的成年孤儿回归社会安置就业，其档案交接、集体户口解锁和迁移等工作均已完成。自2009年以来，全市累计近300名孤儿于成年后顺利回归社会、自食其力。”日前，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在接受《瞭望东方周刊》采访时说。
福利机构收养的儿童大都有中重型残疾，包括肢体残疾和心智障碍，他们的教育尤其就业是儿童保障中的“难啃的骨头”。
2021年6月，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内，工作人员和孩子在一起
“儿童优先”“儿童利益最大化”是北京儿童福利机构已持续多年的工作理念。“十三五”时期，北京先后制定儿童福利相关政策20余项，包含生活保障、抚养照料、医疗康复、教育、成年安置、收养寄养等。对困境儿童的兜底保障是该理念的具象呈现。
“对于困境儿童的保障，不仅要着眼于其眼前的生存，还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。”李红兵这样表述“兜底”的含义。
3月，在北京平谷区峪口镇，社工对困境儿童进行巡视探访
延展
2.4万人，约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0.11%——这是北京困境儿童的基础数据。
所谓困境儿童，从一个较宽泛的角度上来理解，是指18岁以下，在经济、身体或监护方面有所缺失，遭遇困难，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相应支撑和保障的儿童。
李红兵介绍，困境儿童的内涵外延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延展，这亦是国家对于儿童保护的进步体现。
孤儿弃婴是困境儿童最原始、最核心的部分；后逐渐涵盖残障儿童、大病儿童、打拐解救儿童、流浪乞讨儿童；后又延展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，比如父母一方亡故、另一方在服刑；再后来，留守儿童中的困难者也被纳入进来。
2.4万人是通过摸底调查和信息采集后、目前正式登记在册的数据。李红兵对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坦言：“这不是全部。”比如，某些涉及重残、大病的儿童，也许其家庭因经济状况良好、不愿意引发关注而没有主动申报。
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，福利院既接收孤儿弃婴，也接纳老人。1984年，民政部在福建召开“漳州会议”，推动福利事业向精准化、精细化、专业化方向发展。同年，北京市儿童福利院从北京市社会福利院划拨分离、单独成院，北京第一家儿童福利院诞生。
至今，北京共有15家儿童福利机构，其中市属3家，区属12家，共有床位3300张。新的计划是：按照“一区一所”的目标，到2025年，全市儿童福利机构床位达到3600张。
儿童福利院只能收养18岁以下的儿童，孩子成年后怎么办？
李红兵介绍，有以下方式：一部分由政府负责安置就业；一部分因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保障而离院；一部分由儿童福利机构转入社会福利机构继续养护；在校就读的孤儿供养至毕业后可予以安置。
2017年是北京困境儿童保护的关键节点——在全国省级民政部门中，北京市民政局率先成立了儿童福利和保护处。
此前一年，儿童福利督导员和儿童福利主任制度已经先行实施，即在社区（村）一级设立儿童主任，在街道（乡镇）一级设立儿童督导员。他们的职责是对辖区内的困境儿童开展巡视探访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，并提供相关福利政策、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指导。
至今，北京市330余个街道（乡镇）和7100余个社区（村），已经全部配备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。
试点于2010年的儿童主任制度是中国服务基层儿童的创新举措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之为“最佳实践（best practice）”，并推荐给了30多个国家。
上调
2022年1月，北京2400余名困境儿童领到了当月的生活费2450元。此前这一补助的标准为每月2200元。
受益群体主要包括由民政局兜底保障的、具有北京户籍的孤儿弃婴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，大部分都在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；还有部分为城乡低保家庭中的重病儿童和残疾儿童。
资金发放方式为：集中养育在儿童福利机构的，按照预算资金管理要求执行；其他统一通过民政一卡通发放。
这是自2016年后，北京第三次调整困境儿童生活费。2016年，补助标准从每月1600元提升至2000元。2019年，再次提升为2200元。最新的调整，每月上调250元达到2450元，上涨幅度达11.36%。
有两个可参考的数据：
2021年7月，北京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家庭月人均1170元调整为1245元，上涨幅度6.41%；
2021年8月，北京最低工资标准由每小时不低于12.64元、每月不低于2200元，调整为每小时不低于13.33元、每月不低于2320元，月工资上涨幅度5.45%。
上调举措与北京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提升息息相关。
李红兵表示，北京将继续完善困境儿童补贴费用动态调整机制，实现补贴额度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挂钩，“保障困境儿童，我们不仅要量力而行，更要尽力而为，把事情做好”。
困境儿童补贴费主要用于儿童的伙食营养、服装被褥、日常生活用品、基本教育、娱乐、基本医疗、基本康复和保障日常生活所需的其他费用。
北京市儿童福利院里收养了400多名孤残儿童，这里的孩子是怎样使用新增250元补贴费的呢？院长张志良对本刊记者细数：纸尿裤、纸巾、湿巾类费用提升约100元；伙食营养费提升约80元；剩余70余元分散在其他如衣服、被褥床单、奶瓶等方面。
张志良说：“对儿童福利院而言，所有涉及儿童的资金，都是底线、红线，每一分钱都必须足额及时花在孩子们身上。”
疫情期间，根据民政部相关指南，儿童福利机构采取了比社会面更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：所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出现本土确诊病例，则机构启动一级响应机制，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；工作人员实行14天一班的轮休制，只出不进，其间无法回家；每天三班上岗，确保孩子得到24小时的照顾。
2022年，从1月1日至4月20日，北京市儿童福利院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封闭管理状态，张志良在院内封闭天数为96天；2021年，他的封闭天数为111天。
2021年5月，在北京丰台区王佐镇，社区举办亲子手工活动
合力
在欣欣和蓉蓉的人生中，2020年一定是值得铭记的一年——他们进入北京丰台区某小学就读，开启了新的人生之旅。
他们都是打拐解救儿童。2009年，在成都至北京的火车上，还在襁褓里的欣欣和蓉蓉被民警解救，先送至北京太阳村儿童机构收养，后转至江西太阳村。2020年8月，丰台区民政局在得知他们转到外省市后，将他们接回北京，安置在丰台区儿童福利院。11月，联合属地公安局为其办理集体户口，并联系丰台区教委安排就近入学、随班就读。
福利院专门安排了一名老师带着他们上网课，以便能跟上学习进度，并配备专业社工提供咨询和心理疏导。
2021年9月，欣欣和蓉蓉一同升入初中，学习成绩、身心健康都有长足进步。
在此过程中，公安局、民政局、教委、福利院、学校、社工团体等诸多机构加强政策衔接，形成工作合力，为两个孩子融入正常生活保驾护航。
李红兵表示：“对儿童需要紧急庇护或生活照料的，北京的原则为先救助保障、后确认补办手续，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、更公平地惠及困境儿童。”
李红兵还表示，和成年人福利不同，儿童福利更为重视受教育权，“因为教育关乎儿童的未来，而他们的未来与社会的和谐、稳定、发展息息相关”。
由于已被福利机构收养，欣欣和蓉蓉的所有生活、学习等支出全部由政府兜底，完全没有后顾之忧。对于未进入福利机构的困境儿童，在教育方面能享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呢？
李红兵介绍：
“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在就读高职或大学期间，每人每学年可领取8000元助学金，目前已有近140名孩子获得这一资助；
接受高等教育的孤儿每人每学年可领取1万元补助，自2019年至今已有116名孤儿受益；
北京市对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低收入家庭和领取生活困难补助的重残家庭，开展高等教育新生入学救助。2021年救助616人，发放救助资金303.16万元；
具备条件的残疾孤儿实现融合教育，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。”
民政局代表政府对困境儿童履行监护、保护职责。事实上，除了政府层面，还有多方力量守护困境儿童。
各类公益基金会、慈善组织是其中之一，如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、孤独症服务公益机构星星雨等。
市场化的专业力量亦不可少，如为欣欣和蓉蓉进行心理疏导的社工，来自政府购买市场服务。
……
“政府、社会、市场，大家要从不同的角度履行责任，拿出各自的力量，交融、汇集，拧成一股绳，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困境儿童身上，解决他们面临的一个个具体问题。”李红兵说。
3月，北京平谷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在研究制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方案
示范
有一份榜单令李红兵颇为欣慰：在“中国儿童政策进步指数2020”排行榜中，北京位列前茅。
该指数由儿童政策环境、生活保障、教育发展、医疗健康和救助保护5个一级指标以及25个二级指标构成，系统评价全国31个省份的儿童政策实施和创新情况。
在政策环境、教育发展、医疗健康等方面，北京排名均位列第一。
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内，职工和孩子在一起
该指数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，这是中国第一所公益研究院，成立于2010年，专注研究儿童、老人和残疾人三大弱势群体的福利与保障问题，儿童主任制度即始创于该研究院。
在2020年度的指数报告中，北京以下做法被点赞：
更好地保障被收养儿童的合法权益；
加强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工作；
检察机关率先与共青团组织合作，建立跨部门、多专业的社会支持体系，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……
中国公益研究院执行院长高华俊对北京儿童福利政策最为赞赏的是：“自一开始就较成体系，相对其他城市而言，比较完整。”他告诉本刊记者，在此前数届儿童指数排行榜上，北京都排在前列。
还有一件事，让高华俊觉得北京“特别了不起”——作为首都的开放与包容。这里拥有全国顶尖的儿童医疗、救助资源，以及数量众多的各类公益基金会、慈善组织，“它们不只服务北京的孩子，其实是在为全国各地的孩子提供服务”。
“北京高度重视儿童福利事业发展，不断加大支持保障力度。”张志良表示。
北京市儿童福利院早已成为全国儿童福利行业的排头兵，在管理水平、服务水平方面起着示范引领作用。2020年成为孤残儿童养育服务标准化国家级试点，2021年通过服务标准体系复审，主持起草了多项地方标准，并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。
张志良说，作为大国首都的儿童福利机构，北京市儿童福利院承载着“四个窗口”的定位：全国看首都的窗口、社会看民政的窗口、人民看党领导优势的窗口和世界看中国的窗口。福利院里的儿童属于困境儿童中的困境儿童、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，从对他们的保障水平中，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看出民心所向。
李红兵则关注到其他大城市的新动作，有的城市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，比如网络保护、特殊保护等，以回应未成年人保护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、新挑战，值得北京学习。
而《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上一次修订还是2003年底。李红兵觉得，“相比提前一步的城市，北京还需要下更大力气去推动未成年人保护”。
据悉，“推进全市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建设”“年内完成《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修订” 已被列为2022年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保护处的重点工作。
“儿童福利与保护不仅关乎困境儿童，也关乎每一个未成年人。”李红兵说。
（文中欣欣和蓉蓉为化名）
来源： 新华社
